最近又在网上看到一种新的说法，说茅台的前身“枸酱酒”起源的时间非汉而是五代十国，是在当时的清香型白酒勾入果酒和黄酒，再用中药材调味而成，这是中国酒勾兑技术的开始。果真如此，茅台人如此精于勾兑应该是很有些文化遗传因子的。只是不知此说源出何处。
其实说到勾兑之法的发明，在中国，比五代十国更早的证据应该是比较容易得到的。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到，年份酒是要通过“勾兑”才能达到一种上乘境界的，这一点民间村野做酒者也尽知。当时举了绍兴女儿红的例子。而女儿红至少在晋代就见诸文献记载。晋人稽含在《南方草木状》中第一次提到：“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俟冬陂池竭时，置酒罂中，密固其上，瘗中至春潴水满，亦不复生矣。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贺客，谓之女酒。”那意思是说，南方人家有了女儿刚刚长到几岁就大张旗鼓地酿酒。单等冬天池水枯竭之时，将酒埋入地窖，严密封存。春天积水盈满也绝不启动。直到这女儿出嫁之时才掘窖取酒，大宴宾客，这酒就名“女酒”。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自家土法窖藏的酒存上个十几年直接饮用注定是味道不佳的，因而必须搀些新酒进去。这一点清人梁绍壬很有直接经验，他在《两般秋雨庵随笔》的“品酒”一文中评说女儿酒时有这样一段话：“女儿酒者，乡人于女子初生之年，便酿此酒，追出嫁时，始开用之，此各家秘藏，并不售人……近日人家萧索，酿此者已复寥寥……正简斋先生所谓：‘坛高三尺酒一尺，去尽酒魂存酒魄’是也。色香俱美，味则淡和，因以好新酒四分搀之，则芳香透脑，醪觞浅底……此平生所尝之第二次好酒也。”
“以好新酒四分搀之”便是典型的勾兑。想那存了十几年十分味淡的酒，喜喝新酒的古人肯定无法接收，由此可以想象，女儿红喝前要勾兑必是很久远的“工艺”了。至于梁绍壬所引用那“简斋先生”的诗，出处难寻，恐怕不是宋朝著名诗人陈与义（号简斋），而应当是清人袁枚。袁枚（号简斋、随园老人）是浙江钱塘人，曾任江宁等地知县。袁简斋谙熟“吃经”，著有《随园食单》，对绍兴黄酒颇有体会。他有一个比喻很有名，常被现在的黄酒企业拿来做广告：“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虽然他对土法陈酿的黄酒也有过“坛高三尺酒一尺”的微词。
当然，说到酒的“勾兑”笔者还有些自己的看法，以为在中国，“勾兑”出现的时间远不止于五代十国或晋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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