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66年德国进化论者海克尔提出生物个体的历史是种系历史的重演，并把这种现象叫做生物发生律（也叫重演律），后经恩格斯将其推演到人类的精神领域，提出了“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的科学论断。20世纪皮亚杰又用发生认识论进一步证明了儿童心理发展的各个阶段与人类意识发展的相一致性。这样，我们探讨“粮食化沙”问题，除了前文已经进行的考察“词义引申”、“原始思维—语言”两条线索之外，还有第三条线索———“儿童思维—语言”的路径。

　　维科在《新科学》中说：“儿童们根据他们初次看到的男人、女人或事物，来认识和呼唤以后与他们有类似或关系的男人、女人或事物。”我国语言学家伍铁平记录过女儿学习语言的早期过程，他说，12个月时她把所有吃的东西都叫做“糖”，16个月时把所有小孩都叫做“巍巍”（经常跟她一起玩的小孩的名字）……这种类于“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儿童思维—语言”现象，和纳瓦霍人和撒尼人将马叫做“狗”，将自行车叫做“铁马”，将飞机叫做“铁鹰”；和不知道“粟”类可食，或不知人工栽培“粟”的民族将蚩尤族人吃的粮食（粟）看作是“沙”等等，在逻辑推演上如出一辙，都是用已知去套未知产生的“误判”。只不过儿童这种“误判”是个体的，族群的“误判”就有可能发展成为社会的约定俗成，进入一定的语言系统固定下来。

　　到此，我们通过“词义引申”、“原始思维—语言”、“儿童思维—语言”三条路经的考察，诠释了在汉语中粮食是如何化成“沙”这样一个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谜。联系前面的一些文章拈出的茅台酒文化与“苗文化”、“蚩尤文化”剪不断的千丝万缕的承传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茅台制酒工艺中仍然活在人们口头并被反复使用着的“下沙”、“回沙”、“生沙”、“熟沙”、“原沙”、“糙沙”这些说法，其源头应发端于5000年前古老洪荒的蚩尤时代，它们是那个时代的语言文化的孑遗物，是那个时代活的“语言化石”。

　　当然，细心的读者或许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蚩尤时代应该是农耕文化比较发达了，还会发生这种“误判”吗？我以为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这种“误判”发生的更早，在蚩尤之前更早的时期，是非农耕部族对农耕部族的“误判”。蚩尤部落联盟都是农耕文化，所以承传了下来。另一种情况，从“蒸享无度，民匮于祀”这八个字来看，蚩尤部落联盟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农耕应该已经进入人工栽培“粟”的阶段，完全以“粟”为主食，而其他部族还处在以狩猎和采集为主，“野粟”为补充的阶段。人工栽培“粟”无论从产量到质量都要比“野粟”高得多得多，况且吃的都是这种东西，从而引发了其他部族做出蚩尤“食沙石子”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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