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不管胡适当时是为了推广科学方法也好还是其他什么目的，他“荒唐”的好，“荒唐”建了大功。试想如果不是他这一“荒唐”，《红楼梦》研究也许还和其他古典名著的研究一样，至今围着“古典文学”甚至只能在“明清文学”狭小的圈子里打转转呢，或许根本就没了今天这样辉煌灿烂的“红学”呢。
说“红楼”，想茅台。笔者以为，欲兴“茅学”，研究思路也要拓宽，正如“红学”兴在走出了“文学”的狭小圈子，“茅学”研究也要走出“酒的天地”。
读过许多写茅台文化的文章，大抵是历史如何悠久，质量如何上乘，工艺如何独特，类似推销商在做广告，鲜有真正学术性的研究。即以笔者狭隘的知识面来看，茅台值得研究的问题真是太多太多。不妨举一二以为抛砖：
《史记》上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在番禺（今广州）吃到“枸酱”，归至长安，问蜀商，蜀商说：“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一个“窃”字，说明茅台“祖上”至少在汉代就遭遇“榷酒”制度。后来“枸酱”又成了汉武帝的贡酒，这显然又和“政府购买”相关。可以说，这是茅台最早的“财政学”。袁仁国先生曾说：“作为国酒，茅台是政府采购的先驱者和受益者。”看来不是虚言。
茅台酒生产以高粱为原料，但茅台酿酒高粱不叫高粱叫“沙”，所以工艺中有“下沙”、“回沙”、“生沙”之类的专用术语。为什么叫“沙”呢？表面上看起来很好解释，高粱籽粒本来小小的，下料时还要破碎几瓣，看起来可不就像“沙子”，其实这里面潜藏着许多深层的原始文化信息。
我们曾经说过，酒在最初不是给人喝的而是给神喝的，是祭祀之物。做祭品是件非常神圣的事，要有许多禁忌，比如像祥林嫂就不能去洗那些将要供奉祖先的食品。做酒也是如此。至今傈僳族人酿酒时，不准大声喧哗，禁忌生人踏入以及说不吉利的话；纳西妇人酿酒发酵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它盖严、密封，不相干的人不让去看；摩梭人正在酿酒时，来人不能提喝酒的话，这些显然都是远古酿酒禁忌的遗俗。
至今茅台工艺中称高粱为“沙”正说明这种工艺的历史久远，因为在史前各种禁忌中，语言的禁忌最为普遍，其最一般的表现就是对神圣的东西不能直呼其名，要换一种说法，而所谓“下沙”、“回沙”、“生沙”之类的术语，显然应该是这种原始文化现象遗存的“语言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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