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

绍兴的美，大抵是有些醉意的。

草篷船、乌毡帽，一叶乌篷，百转河渠，是戴复古“百花洲上醉时吟，不复一生心”的有说未尽。

越剧、调腔，古戏高调，体局静好，是张岱“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的余音绕梁。

水乡、酒乡，黄酒社戏，几代文豪，是鲁迅“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种醉意之美，在鲁镇酒馆的曲形柜台里。

咸亨酒店里，“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是孔乙己身着长衫盛装出席的仪式感，温酒自酌的孔乙己，从不颓唐。鲁镇人或许不是“孔乙己”，但多是“吃酒时的孔乙己”。

在鲁迅小说《在酒楼上》里，“我”旅行回乡，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踱步一石居，“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北方固然不是故乡，南来又算客子，那头的干雪，这里的柔雪，似乎并不关己，也只有呷一口酒，是眼下的舒服。

彼时此景，偶遇旧同窗吕纬甫，“又添二斤”，“再添二斤酒”，故事便开始了。

鲁镇当属今天绍兴的越城、柯桥一带，是江南水乡的代表，古街、纤道、雨廊，水乡风情浓郁。而绍兴东南部的嵊州、新昌一带，则属山城，八山半水分半田，正是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仙游之地。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恍恍惚惚，奇奇幻幻，皆烟霞云石，无分毫尘浊。非满肚皮烟霞，决挥洒不出。别是一副言语。

不同于鲁镇的老黄酒温煮而食，这一带的绍兴人，好吃米酒。

在今天的新昌县梅渚镇，家家户户仍保有自酿米酒的习惯。玫瑰红色的米酒，以罗汉豆（茴香豆）、鱼干、酱鸭下酒。而酒糟佐食，更是独具风味的地方特色。

把酒论世的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学监时，时常到泰生酒店小饮，每每要点上一份糟鸡佐酒。后来，鲁迅的好友许寿裳特地托人到泰生酒店买鱼干、酱鸭、糟鸡等佐酒物送给他。

沿东北而上，是绍兴的上虞一带。白马湖春晖名人园里，夏丏尊的“平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李叔同（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经享颐的“长松山房”，无不浓墨重彩。

白马湖春晖名人园里的人，有“酒聚“的传统，不喝白酒，只吃黄酒。离开白马湖后，春晖名人们在上海创办立达学院，仍循旧例，聚必酒。

丰子恺算是绍兴老酒的铁粉了。1948年丰子恺前往台湾举办画展，作家谢冰莹劝他留在台湾，丰子恺立即回绝：“台湾好极了，真是个美丽的宝岛，四季如春，人情味浓。只是缺少了一个条件，是我不能定居的主要原因。”

谢冰莹问：“什么条件?”

丰子恺独句回答：“没有绍兴老酒!”

过后，丰子恺的学生胡治均，在上海买了两坛绍兴“花雕”酒，托人随船带到台湾。丰子恺特别为此在台北举行了一次酒宴，让台湾的白马湖旧友和新知们大过了一回绍酒瘾。酒话流传，当为佳话。

而丰子恺的另一个学生钱君，因为酒量不济，则差点无缘开明酒会。

1926年，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宝山路成立的开明书店，已有正式的“开明酒会”，每周一次。酒会明文规定，凡入会者，必须一次能喝下五斤绍兴加饭酒（绍兴黄酒的一种，可入菜调味，亦可饮用）。

当时，钱君只能喝下三斤半绍兴老酒，不符合入会条件，后来，夏丐尊解围，“君积极要求入会，值得鼓励，尺度略可放宽，打个七折吧”，钱君才得以入会。有趣的是，入会不久后，钱君竟然也能一口气喝下五斤绍兴加饭酒了。

西南而下，是绍兴的诸暨。西施故里，人文荟萃，越国故地。

诸暨人素有“绍兴的北方人”之称，男男女女虽不失江南的清秀之态，却多了一点北方汉子的豪爽。吃酒以同山烧闻名，以诸暨特有的高脚拐糯高粱为原料，取同山镇上汲龙水酿制而成。

《吕氏春秋》中“越王之栖子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百倍”，说的便是同山烧。不同于大多数人对绍兴黄酒的认知，同山烧红玉之色，口感甘洌，劲烈如刀。享有“江南小茅台”、“酒中君子”之称。

祖籍诸暨的蔡元培，更是每饭必酒，配以干菜、霉千张下酒，当然少不了酱鸭、糟鸡、鱼干。

刘海栗在拜访蔡元培时，曾过问他是否每饭必酒。当时已72岁高龄的蔡元培坦然：“人到老年不免可怜自己，这点积习难以戒除了。我喝得很少，从未醉过。”

吃酒的蔡元培，对酒具同样讲究。锡制酒壶，里圆外方，中有夹层，天冷时刚好可充灌热水温酒，尤其适用于饮用黄酒。

醉美绍兴。酒之于绍兴，是心心念念的情话与梦乡。

这大抵是绍兴的保留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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