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茅台80年陈酿的附加值起关键作用的基本因素,首先在于国人已形成的那种“酒是陈的香”的民俗心意。然而,近日偶翻典籍才发现,这民俗心意却并不是古来如此。数千年的酒文化史中,我们老祖宗的饮酒习惯,似乎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都不像今人一般喜欢“陈年佳酿”,相反却是一直青睐所谓的“新酒”的。
这一点清人赵翼比较早的看出。他在《瓯北诗话》中举了许多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题和句子,诗题如《家酿新熟每尝辄醉答妻侄》、《和微之尝新酒》、《雪中酒熟携访吴秘监》,诗句如“最恨泼醅新熟酒,迎冬不得共君尝”,“新酒客来方宴饮,旧堂主在重欢娱”,“闲留宾客尝新酒,醉领笙歌上小舟”等等。赵翼于是得出结论,“今人爱陈酒,古人则爱新酒”。不仅如此,他还从白居易的这些诗句中看出,“古人”(至少是唐人吧)不仅喜爱喝新酒,还把新酒特别作为宴饮贵宾的上品来看待的。
赵翼的结论很有见地。自古诗酒无分离,诗人对于酒的品评总是十分敏感且能够代表潮流的。
唐人贵新酒不是白居易的“个人行为”,不少唐诗中都有所反映。杜甫晚年居草堂时,生活穷愁拮据,有客造访而无新酒招待,只好用“樽酒家贫只旧醅”来表示歉意。他如“何况菊香新酒熟,神州司马好狂时”(刘禹锡),“不分君家新酒熟,好诗收得被回将”(王建),“闻君新酒熟,况值菊花秋”(元稹),可谓俯拾皆是。其实不独唐人偏爱喝新酒,宋人亦如此。这一点特别从陆游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比如:“水东溪友新酒熟,舍北园公菰菜肥”,“兴来到处沽新酒,不为闲愁要破除”,“招呼父老尝新酿,约束儿童筑坏陂”,都可见一斑。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所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更说明宋时新酒还是佳节用的好酒。至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也每每写着“新酒”二字。
可以想象,如若将今之茅台陈酿置于李太白、苏东坡时代的酒肆,或许顶多只能生出些个唐宋“千日酒”、“千日醉”般的传奇故事,恐怕没有多少“消费者”真敢问津的。
说到这里,读者诸君自然会生出疑问,“古人”缘何偏爱“新酒”?“今人”的好“陈酿”,如何从“古人”的喜“新酒”转变而来?化解这些疑窦,对于理解国酒茅台为什么越陈越好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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