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伊始，山西、贵州、四川多个白酒主产区在地方政府政策助力下，加速推进各项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影响力至关重要——其所提供的政策、资金、规划，影响着产区的建设走向和建设目标。

从建立发展基金，到金融政策扶持、划拨土地建设产区园支持，这些统统离不开地方政府决策的支撑，可以说这是政府意志和政策引导的产物，也是在目前情况下，加速推进产区建设的关键要素。

此外，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不仅提供政策助力，更是直接入场，参与市场竞争。

以四川产区为例，邛崃、泸州、宜宾等重要产区均有国资背景的集团化平台成立，以国资注入、直接实施兼并、整合为手段，短期内达到了“巨无霸”级别。

立足泸州、获得地方国资委大力支持的“川酒集团”，即实现了在短短几年间兼并、整合200多家中小酒企的“壮举”，这种体量的无限膨胀与规模的急速扩张，在行业自行发展、自由竞争的状态下，绝无可能实现。

同样的案例，在其他产区也可轻易找到。这实际上说明，一方面地方政府对酒业的倚重，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地方政府的急切。

实际上，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十四五”相关规划中，产区产能、营收、利税等目标，都是以十分宏大、清晰的数字来呈现，同样体现了政府政策性力量的影响。

但是，在产区规模与体量急速膨胀的同时，普通消费者与酒业之间的割裂却越来越严重，规模的发展还是无法解决消费者的诸多疑惑：陈酿酒究竟是否名实相符？高达几百元、上千元的白酒是否物有所值？与某某名酒同源同工艺的大大小小品牌，其宣传是否过度？

可以说，作为传承了几千年的产物，酒类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诸多层面。工业化时代，消费者离不开酒类产品的同时，也有着太多疑惑。

这些问题，许多都属政策无法也无力解决的。即便引申到法律，其同样只能解决最低限度的问题——例如，酒类产品的强制性安全标准等等。

也就是说，为普通消费者所关切的大部分问题，有待于依靠行业力量而非政策来解决。而这个行业力量必须要跳脱开具体的利益束缚，能够推出为大多数企业共同遵行的守则或规范。

中国酒业协会推动的部分工程，例如“年份酒认证”，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消费者认知混乱的问题。这说明，很多关乎产品认定的工作，要依靠行业普遍自律加以实现。

产区建设过程中，除了让普通消费者能够明晰产区特点、产品特色以外，以更为清晰、明了的形式，让消费者对产区内的产品品级准确认知，也是一大难关。

而放眼全球，法国著名的波尔多产区于19世纪实施的产品分级制、分级分价制等，无疑堪为中国产区的榜样。

这些无关规模、体量、发展速度的要素，却是构成产区核心价值的关键点，更属于不依赖政策而依赖于行业组织自律性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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