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与“百姓富”共生
贵州毕节市黔西县金碧镇杨家店村村民陈国富没有料到，几年前家里退耕还林种上的3亩皂角树，如今成了“致富树”。他去年采摘的38公斤皂角刺，以每公斤120元价格卖给合作社，仅这一项就收入4650元。
合作社负责人杨勇说，合作社收购、加工、出售农户家皂角树产品，农户分得收益的70％。目前，1006户农户参加了合作社，每亩皂角树平均年收入2300元。
陈国富种上“致富树”，是毕节市开展林权制度改革的缩影。经过多年的生态建设，毕节市森林覆盖率已达48.04％。渐渐绿起来后，当地面临了新的任务：曾经种植玉米、土豆维持百姓生计的坡地种上树木后，如何实现“生态美”和“百姓富”共生。
毕节市林业局林权制度改革办主任聂祥军说，毕节市已有林地1700多万亩，可发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的林地约500万亩，但实际利用不足200万亩，“发展空间大但大量闲置，亟须通过改革‘唤醒’沉睡的森林资源”。
2015年毕节市以林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为方向深化林权制度改革，通过支持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让沉淀在农民手中的林地活起来。目前，全市参加各类专业合作社的林地已达100多万亩。
不仅在毕节，地处乌蒙山区的赤水市还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林权和宅基地的确权颁证，推动农村产权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搭建流转交易平台，推动农民手中生态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目前全市流转农村土地2.9万亩，“三权”抵押贷款授信近1.5亿元。
改革唤起生态文明勃勃生机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贵州省近年来制定并实施了一揽子先行先试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举措，直击生态文明建设的“难点”和“痛点”，催生了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多元共治新格局的形成。
仁怀市市长梁铮还有一个称呼，赤水河仁怀段的“河长”。“河长上岗，水质变样。”梁铮说，“河长制”能有效调动地方政府履行环境监管的执政能力，主要领导亲自上手，有利于统筹各部门力量保护河流环境。目前，仁怀市已形成市、镇、村三级“河长制”管理网络，覆盖辖区76条河流、溪沟。
贵州省环保厅厅长熊德威介绍，贵州在8大流域全面推行环境保护“河长制”，将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作为政绩考核重要内容。各地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十二五”期间仅在三岔河流域就累计投入治污资金14亿元。“河长制”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治污效果明显。2015年全省44条主要河流85个检测断面达标率为87.1％，较2010年提高15.3％。
在仁怀市名酒工业园内，来自广西的专业环境工程企业正为3家白酒企业提供污水第三方治理服务。企业每天产生的近500吨工业废水进入净水厂，经过处理后，以高于国家工业废水排放最高标准的水质排入赤水河。
园区企业国台酒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欣乐认为，把污水交给环境公司治理，“专业的人做了专业的事”。以前企业建设、运行污水处理设施，投入和效果不成正比。如今丢掉治污负担，企业可以安心发展生产。
如今在贵州，从实行污染第三方治理，到生态补偿；从乌江、赤水河等主要流域，到乌蒙山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从生态扶贫，到干部审计……改革正在多层次、宽领域推开，唤起了生态文明勃勃生机。
司法协同助力环境保护
针对长期以来生态环保领域存在的处罚成本低、打击力量弱的情况，贵州省创新体制，建立了公、检、法、司配套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体系。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和贵州省公安厅成立专门机构，集中管辖生态环境保护案件。市、县两级陆续成立相关部门。“环保执法再不是环保局唱‘独角戏’局面。”仁怀市环保局局长苏杰说。
白酒企业废水污染是仁怀市最大的工业污染源。前几年白酒市场行情好时，有的企业排污屡禁不止，交了罚款继续排污。现在，仁怀市人民法院成立了环境保护法庭，一批行政处罚“起不到震慑效果”的案件被法院判决。“司法介入为环境保护装上了‘牙齿’。”仁怀市环保局法规科科长刘宁锐说。
贵州司法利剑还直指环保领域“怠政”。检察和法院系统加强环保领域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起诉、审理了一批环保公益诉讼案件。2015年，锦屏县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状告”锦屏县环保局对7家非法排污石材企业未履行监管职责。今年初法院作出判决，确认环保局怠于履行行政职责违法。
贵州省还坚持“重惩罚更重修复”，探索刑事责任方式从单一的“金钱罚”，向刑事制裁、民事赔偿、环境修复多元刑罚形式转变。兴义市桔山镇两个村民去年非法砍伐松树219棵，案发后两人投案自首，并在事发地补种苗木12.1亩。近日，兴义市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要求2人对补植树木进行管护，确保生态恢复。
据统计，2015年，贵州各级环保法庭审结生态环保案件3901件，较上年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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