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的戏曲和影视作品中都提到这是法海和尚教唆许宣的阴招，但在乾嘉年间的两个白蛇传本子（方成培的《雷峰塔》和玉花堂主人《雷峰塔奇传》）里，当时还不认识法海的许宣只是为了“与贤妻避邪解毒，同赏佳节”，小青更是提前给白娘子打过预防针：“娘娘，明日乃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皆要买用雄黄酒。俗言道：‘蛇见雄黄酒，犹如鬼见阎王。’”只不过白娘子自恃“修道年久，岂怕雄黄”，不听小青的警告，遂不幸中招。
赵雅芝版《白蛇传》剧照
端午喝雄黄酒在明代已成流行。《警世通言》有言：“今日是个端阳佳节，那家不吃几杯雄黄酒？”《金瓶梅》里也记有春梅“置了一桌酒席，和孙二娘、陈经济吃雄黄酒，解粽欢娱”的故事。
不过宋朝的小青能料到祸事临头，恐怕是修成了穿越能力，因为宋朝人过端午节，流行的是喝菖蒲酒，而非雄黄酒。此俗南朝即有，宋代已蔚然成风，有关诗作甚多，如徐铉《和李秀才端午日风寄》：“角黍菖蒲酒，年年旧俗谙。”苏轼《端午帖子词·皇太后阁六首》：“万寿菖蒲酒，千金琥珀杯。”这一习俗在明朝仍然兴盛，却因雄黄酒的竞争而逐渐销声匿迹。
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实因端午节和雄黄酒之间的缘分太复杂。
端午节为何要“辟邪解毒”
现代人的节日观较为世俗、喜庆，恐怕很难想到古时许多节日竟都包含了“驱瘟辟邪”的严肃含义。在医学尚不昌明、疾疫肆虐的古代，利用方术乃至仪式来驱瘟逐疫，能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不啻为可喜可贺的盛事。
端午居于五月之始，气候转暖加上梅雨到来，高温湿热伴随蚊蝇孳生，正是传染病高发季节，因而驱瘟一直是端午的重要内容，甚至有观点认为划龙舟的习俗也属于上古的驱瘟仪式之一。
某些驱瘟仪式极为隆重，比如福建沿海在“明末大瘟疫”时期盛行“出海”，即建造大船，放水流或焚烧，以示送瘟出界，盛况空前，“举城若狂”；而普通人则有简单易行的方法，比如南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记载的一种方术，至今仍流传于民间：“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此俗源于汉代纬书《孝经援神契》：“仲夏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一作百索，名拟甚多。”“五”这个数字在古人眼中代表了“五行”概括的宇宙观，而端午是五月五日的叠加，上应五行，五行又对应五色，故认为端午系五色丝可以驱瘟。
古人更是把端午的“瘟”也对应到五行，认为瘟也分五方五瘟，如《七元真人说神真灵符经》所记，有东方青瘟之鬼等五方瘟鬼。“瘟鬼”是个抽象概念，对于广大民众，把“五毒”的头衔安到具体的五种动物身上，更好理解。依照民间流行的版本，五毒是蛇、壁虎、蜈蚣、蝎、蟾蜍，其中蛇的分布最广、毒性最强，自然成了五毒的代表。
端午节和蛇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明代以前端午民俗里并无雄黄酒
驱瘟辟邪的另一种方式是服食或佩挂某些药物。
在古人所用的此类药物中，雄黄备受尊崇，但其功能与真正的药理性质并无十分联系，多数出自附会。雄黄是一种矿物，橘红色，晶体呈有光泽的透明到半透明状，甚富丽，能让人联想到十足赤金和“阳气”。因此从炼丹术风行的南北朝开始，外丹家就把雄黄列为上品：“诸石之中，唯有丹砂、雄黄为上。”“雄黄千岁，化为黄金。服食黄金，命曰真人。”
雄黄晶体
在神秘主义的指导下，雄黄的应用方式也显得颇为玄幻，比如将它佩戴在身上就能辟邪：“雄黄能杀百毒，辟百邪，杀蛊毒。人佩之，鬼神不敢近；入山林，虎野狼伏；涉川水，毒物不敢伤。”“以雄黄带头上，或以枣许系左腋下，终身不魇。”在家洒雄黄水也能驱邪，而且不能有一丁点阴气沾染：“用真雄黄三钱，水一碗，以东南桃枝咒洒满屋，则绝迹。勿令妇女见知。”
但雄黄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成为端午节的驱邪上品。明代之前端午节驱邪所用的药物，主要是菖蒲、兰和艾。这些芳香草药本身有一定的消毒防疫作用，因而也有了驱瘟能力的附会。《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
随后菖蒲和艾的应用已经混同，菖蒲也用来佩挂辟邪，还讲究刻成葫芦形或者人形。艾可以扎成虎形，或者“翦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或者和菖蒲一样制酒饮用。这两种药草在端午节民俗中的地位一直保留至今，挂蒲剑、做香囊在一些地方还常常可见。
菖蒲图谱
为何早期端午民俗中没有雄黄的位置？因为彼时雄黄产量很低，价格昂贵。韩愈写过：“医饵之药，其物多空青、雄黄诸奇怪物，剂钱至十数万。”正如很多补药如冬虫夏草、铁皮石斛一样，雄黄也是“物以稀为贵”，名声建立在低产量、高价格上。唐宋时期，喝雄黄酒恐怕是一件烧钱的事情，非普通百姓所能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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