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负责该项研究的斯坦福大学考古专业博士生王佳静说，现在的啤酒大多是由大麦或小麦等原料酿造而成，而他们发现的啤酒原料由黍、大麦、薏米和少量根茎作物混合而成，其中大麦不是中国本土培养栽培的，是由西亚驯化成栽培种后传入中国，其他原料均在中国上古时期就有。
王佳静告诉记者：“我们发现的酒，其实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谷芽酒，即利用发芽的谷物制成的酒，其工序与西方啤酒是一致的。至于喝起来什么味道，我暂时无法回答。我只能猜测可能会有点苦有点甜，苦来自于发酵谷物，甜来自于薯类。”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邢福来是此次发掘工作的领队，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与美国杨百翰大学教授特·巴尔参与研究。他们在米家崖的两个窖穴里发现了与制酒相关的器物，包括阔口罐、漏斗、小口尖底瓶和可移动的灶，年代测定为介于公元前3400年到公元前2900年，通过残留物的科学分析，从中找到了啤酒酿造的三个证据。
图片显示的是漏斗内壁的残留物
第一，在这些器皿上发现的残留物中含有很多出现损伤迹象的淀粉粒，其中一些淀粉粒的中心出现明显缺坑，一些淀粉粒变形和煳化，这与酿酒过程中淀粉粒的损伤特征类似。
第二，在残留物里发现了谷物谷壳上特有的植硅体，这说明残留物中含有谷物的壳。而在啤酒酿造过程中，特别是第一步发芽时，谷壳是必不可少的。鉴定显示，这些壳来自黍和大麦。
第三，通过化学分析，研究人员还发现残留物中含有草酸，并认为此草酸可能来源于草酸钙，也称做啤酒石，这是啤酒酿造时产生的副产品。
王佳静说，这项研究的主要意义有两个：首先，把大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向前推了大约1000年，说明大麦从西亚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可能与制酒有关；其次，酒是宴飨活动、宗教仪式的重要元素，可能是促进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和阶级产生的一种媒介。他们在古代中原地区发现的酒，可以和当时发生的社会变化相联系。
她说：“一些大规模的仰韶晚期遗址有明显的社会阶级化特点。我们发现的酒可能是当时社会一些高层人士用于宴飨活动、宗教仪式的饮品。”
此前，中国最早关于谷芽酒的文字记载源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当时称之为醴。醴是用谷芽酿造的，即所谓蘖法酿醴，与古代美索不达尼亚人和古埃及人一样。
王佳静说，中国制酒的起源应该更早，只不过他们的相关研究才刚刚开始，目前他们正在分析中国其他遗址采集的有关制酒的样品，接下来将采集更多来源于中国上古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遗址的标本，以研究中国古代制酒在地域空间上、时间上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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