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 p; 　 “白酒行业目前所处的发展环境，与国家宏观环境非常相似！同样的，需要我们在体制机制上和经济结构转型与调整中，谋求创新与变革。”4月14日，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白酒领袖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对《华夏酒报》记者说。
   　 在任兴洲看来，我国当下面临少有的错综复杂局面，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经济整体上仍处于周期性、阶段性的调整期，不会形成新的快速上升趋势。
    　酒业自身的发展与其所处的宏观环境高度相似，这在参加第三届中国白酒领袖峰会的企业掌门人看来，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问题——与国家经济走势吻合，也在间接向我们预示，应该将酒业现存的问题和调整的办法，与国家当下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关联起来。
　　“变革已是行业必经之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在本届白酒领袖峰会上，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对《华夏酒报》记者表示，经过了2013年的调整，各方智库共同在为中国酒业在新的一年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启迪。当下酒水行业仍未实现全面转型，很多厂商将精力专注于“调整措施”上，而这并没改变白酒行业面临的主要矛盾。记者发现，伴随自上而下展开的“改革”呼声，酒业已经对方向的认识更加清晰，在本届白酒领袖会上，五家白酒上市公司领袖集体宣言，要积极寻求酒业改革路径。

宏观经济面临“三期叠加”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当前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不仅承受下行压力，而且非常复杂，面临着多方面的两难、矛盾选择。在他看来，现在的形势可以概括为“三期叠加”。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现在的难题是这三期的负作用同时发生，相互叠加，而且今年会进一步显现”。
    　所谓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姚景源认为，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36年，这36的时间，每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9.8%，接近于两位数，“能保持这样的速度增长30多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从经济学来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保持。
    　“我们已经突破了一个历史的、经济的发展规律，走向低迷是正常、必然的。当下我们的长期发展累积了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环境的负担很重。”姚景源表示，从增长速度换挡期来看，风险不是来自上限，主要是看下限能不能守住，上限是要避免经济过热产生恶性通货膨胀，下限则是要保证充分就业。
    　在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方面，姚景源认为，中国第一产业太薄弱，农业的薄弱又约束了整个国民经济进展。“农业、粮食仍是个很大问题，去年进口粮食7000万吨。我们农业土地面积减少，只能靠单产能力提高，导致我们开始大量使用化肥，而大量使用化肥，又导致我们的环境破坏。”同时，中国农业的组织机械化水平低，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水平，玉米高30%，水稻比越南高1000元，肉类生产成本都高。”
    　在第二产业方面，中国的工业大而不强。据了解，现在全球有500种重要工业品，中国有281种，位居全球第一。但基本处于产业链的末端或下游。我们的服装出口的量很大，但基本都是贴牌，没有知识产权。
    　而中国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又少，“这就需要调整结构，把第三产业调整到重要位置。但调整结构是有代价的，损失一定增长速度，与保增长的矛盾，是个两难选择，实际操作非常复杂。”姚景源说，结构调整这个坎儿必须要过，否则长远以来又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而在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中国面临着两个经济政策的“副作用”：第一个是人民币发行过多，广义货币数量过多，但是我们的经济总量不足，同时出现了融资难、贷款难问题；第二个是地方政府17.9万亿的债务。虽然这并不足以对经济产生崩溃影响，但是也有风险，首先是带来经济增长过快；其次是借钱就不想还；第三是把偿还希望寄托在土地溢价上，这是个风险。
    　姚景源认为，解决中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需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同时发力。面对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让中国经济走向一个更高的平台，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

中国酒业面临“变与不变”

    　从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解读白酒行业，这也是任兴洲的思路。在峰会现场，她首先向大家分享了这几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她列出的数据显示，从2003到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为史上最高。此后增速出现小幅下滑，2008年到2011年GDP增长达到9.6%，2012年是7.8%，2013年下降为7.7%，经济下行趋势明显。
    　“今年一季度经济增幅又降为7.5%，这一现象不容乐观，中国正面临着少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我国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任兴洲表示，我们已经显现增速换挡的趋势。同时，结构不调整过来，仅靠刺激是不能实现新一轮增长的，要经历“新增长动力的发育期”。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确定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5左右，要把发展的问题交给发展来解决，保持信心。
    　同时，还存有几个“不变”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信心。首先，宏观经济曾策没有变，国家做“微刺激”，相对以前的强刺激，正在把“十二五”的盘子往前推；其次，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实质改变，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第三，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较快推进的大趋势没有变；第四，我国消费品仍处在快速增长期。
    　“与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相似，中国酒业发展环境表现出了相应变化。”任兴洲分析，中国酒业之“变”，主要体现在行业增长速度换档，行业超常规增长期已经基本结束，转向常规增长；全行业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阵痛，白酒尤其纠结而痛苦；行业面临消费群体和消费偏好的分化；行业相关政策显著调整，包括“三公消费”管理、八项规定、厉行节约等；社会舆论环境发生变化，从被追捧到被妖魔化。
    　更多的还是不变，这些“不变”未来将成为酒业发展的激励因素。
    　首先，消费不变，消费升级、消费数量和频率在快速上升，中国并不缺少消费力。当前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大趋势并没有变；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结构显著升级的大趋势也没有变；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民生的大政策没有变；扩大内需、提升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基本取向也没有变。
    　白酒作为中国人情感交流的载体没有变，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之一和特有的文化内涵没有变，而且领袖企业们还在不断赋予其时代特点和风格；作为中国人偏爱的消费总体没有变；消费传统风俗习惯和文化习惯没有变；酒业的努力进取、百折不挠和创新、追求品质的精神没有变，酒业黄金十年的发展，与自身的特点和努力有很大的关系，具有强烈的发展追求；酒产业链带动经济发展和吸纳就业的功能没有变；国家支持酒业健康发展的取向没有变。这些“不变”未来将继续支撑酒业发展，成为酒业改革的发力点。

一同走入“改革”的关键节点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和中国酒业的环境变化，中国经济和中国酒业一同走入了改革的关键节点，深入改革成为两者前行的必经之路。
    　在中国酒业发展中，姚景源认为，改革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使我们这个民族更加兴旺。下一步我们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是要靠改革。从现在开始，中国将会进入到改革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特点就是要进行全面地深化改革。
    　酒业也是。“对中国酒业来说，改革并不意味着中国酒业前途暗淡，也不是彻底对酒业进行否定。事实上，无论是基于外部经济环境，还是立足于酒业自身，白酒行业的前景都依然乐观。”任兴洲表示，白酒可以持续发展，应该通过创新和谋变，在宏观和行业“变与不变”的背景环境下，创新发展，锐意改革。
    　姚景源认为，酒业的出路就是改革，通过改革来释放改革的红利，用改革的红利推动经济稳健发展，“不要以为没有公款消费，我们的白酒就不行了。从国外看，民间消费的支撑很强大，只要把它刺激发挥出来，提升消费者对白酒的民族荣誉感和文化认同，这个很重要”。
    　王延才表示，我国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对于白酒行业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之前做的是“调整”——推出一些中低价位的新产品，在广告宣传、营销策略上做一些被动的调整。而接下来白酒行业要面对的，则是重新构建厂商利益链条、转变行业增长方式、公开透明地面对消费者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必然伴随着阻力、曲折。
    　《华夏酒报》记者也发现，在本届白酒领袖峰会上，五家领袖企业掌门人的发言中，他们集中触及的议题同样围绕着“改革”。
    　“调整”不足以解决大问题。
    　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认为，过去，调整使我们发现了问题，加快调整速度，加大调整力度，是行业调整创新的一次重要机遇。但接下来，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改革。“改革刻不容缓，改革的好处多、任务重、难度大，白酒行业需要的五项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激发企业活力；营销体质改革，坚持市场导向；生态文明建设改革，依靠机制作用；品牌与文化的改革，传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科技创新改革，产学研相结合，科技成果的转换和利用。”
    　在五粮液集团公司总经理、五粮液股份公司董事长刘中国看来，当外国葡萄酒、洋酒全面精耕细作的时候，白酒行业在赚快钱，透支信用和未来。即便是经历行业调整，白酒行业做到真正有突破性意义的变革也不多。而未来必须要去改革，“最大的变革就是革自己的命，把自己变成变革对象”。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和泸州老窖董事会主席谢明在会议交流中认为，“改革”既是经济发展的解决之策，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春天或者冬天那么简单。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矛盾，比如几千年传统生产工艺和现代工艺的矛盾；白酒过剩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粗放型经营管理和集约型的矛盾，传统商业文化与现代的矛盾，相对滞后的产品标准体系与国际标准体系的矛盾等等，亟需变革。
    　洋河股份董事长张雨柏在谈到洋河的“变革”时认为，应当“以变应变，变中求进，以少应多，做深做透，“最需要变的是什么，无论企业和行业，一是心态，在调整过程中，心态是转型变革的关键，不好的心态一定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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