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彼时，出席会议的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在会议期间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汇报工作。

汇报中，他想借着这个机会向总理推介，助力山西的两家企业上市，“企业上市可以筹集更多的发展资金，希望国务院能批准。”

而省委书记“要名额”上市的那两家企业，其中一家便是当时的山西杏花村汾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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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首肯

后来，山西省经济发展的构想，以及太钢、汾酒厂两家企业上市的计划，被转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这里。

彼时，直到1992年年底，山西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

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最初的想法，计划主推资金需求量大的太钢上市，汾酒厂则属于“替补选手”——因为汾酒厂并不缺资金，而且市场非常好，产品畅销全国。

没有想到，朱镕基却更关注杏花村汾酒厂的上市计划。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汾酒》记载，当时朱镕基的批示是：“首钢、宝钢、鞍钢一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我都没有同意。他们资金已经落实了，今后钢材价格放开，钢铁企业的效益会越来越好，可以靠自己的积累发展生产。杏花村汾酒厂可以搞，这个我同意。”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王茂林回到太原后，立即召集省委相关领导，以及时任汾酒厂厂长的常贵明等企业领导一起，就汾酒厂的上市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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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称赞

“山西汾酒上市采取‘独家发起，社会募集’的方式，能够称得为‘汾酒模式’。”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这样称赞山西汾酒上市的意义。

彼时，尽管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也有了山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对汾酒厂来说，上市几乎就是“抹黑走路”——整个山西省没有可供学习的模式，即便是在全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也在“摸索之中”，是采用承包制还是实行股份制，还存在着很多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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