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中国消费形态的了解，消费心理的探究，其实还是表面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所谓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象来作为参照。
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文化的分析，才能够理解和明白。为什么别的国家是这样饮酒，而我们是这样来饮酒的，就像我们的干杯文化，一直被很多葡萄酒人所诟病，其实这就是我们文化的表现，文化不存在好与不好之分。
当我们再深挖下去的时候，直至潜到最底层的文化，我们会看到它就是中国葡萄酒文明演变的根源。其实，全球商业的发达，就是在文化层，政治层，经济层，产业层，消费层等方面进行的竞争。
其中，只有文化层是最为久远也是最有竞争力的。市场消费层反应的是深层文化下的时代特性。政治层和经济层的影响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但文化层却可以几百年乃至几千年。
法国之所以经久不衰，之所以成为当前葡萄酒世界的王者，是因为法国一直在输出葡萄酒文化，而不是单纯的产品和价格的高低。澳大利亚引领了新时代的葡萄酒文化，而美国并没有，所以澳洲将会成为新的领军人。
智利的葡萄酒要想成就大未来，主要还是要考量文化的底蕴和影响力，确切地说，是不太可能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国等国，虽然酿酒历史悠久、技术深厚，但在文化输出上却落后于法国，始终处于尴尬的第二层。
至于其他很多葡萄酒小国像格鲁吉亚、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等国，在文化输出上太少甚至基本上没有，反映在市场上，消费者根本不知道，更何谈了解？
同时，上述这些国家即便葡萄酒很发达，但由于文化底蕴、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因素，在未来的世界葡萄酒格局演变中，其实也难以真正的领导全球。
例如人口因素。想引领全球，这个国家人口的多与少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从早期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大英帝国、法国、德国到美国，影响世界的国家，其人口也不断递增。能够扩大影响力的，人口的多少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的葡萄酒酿造历史也非常悠久，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不一样，导致葡萄酒出现了断层和脱节。而欧洲得益于工业革命、得益于大航海时代，由于贸易和流通促进了葡萄酒文化的输出。
波尔多正是在大航海时代崛起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开启了波尔多葡萄种植园，后由“日不落帝国”英国成就了波尔多的全球地位。殖民运动里葡萄酒可以换黑奴的“三角贸易”，使欧洲葡萄酒大获发展，波尔多更得益于港口优势，葡萄酒贸易地位由此奠定（也得益于英国因地理环境不宜种植葡萄）。
大航海时代促使“欧洲富裕的大西洋贸易”“进出亚洲”等带动欧洲的进步与变化。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上载满仓葡萄酒，从伦敦经马德拉岛前往印度孟买，再迂回于印度与好望角之间。这种基于殖民的黑色贸易，使欧洲正式成为全球的第一个葡萄酒中心。
工业革命之后，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生产规模扩大，全球贸易进一步加强。经历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霸主地位递交给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葡萄酒发展受阻或发展缓慢，美国虽远离战火但却是最大受益者。但美国的禁酒令使葡萄酒受到影响并呈低质化。此时欧洲移民到澳洲的开拓者使得澳洲葡萄酒大获发展。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倡导全球化和自由市场，在这场贸易战中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是美国，其次才是欧洲。
中国是一个茶的民族，却不是一个葡萄酒民族。陆羽《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早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名著，而我们却没有为葡萄酒著书立说，均零星记载与提及。西域葡萄酒产地，唐朝之后因伊斯兰教禁酒的缘故，大量葡萄制造成葡萄干。
三大水系的黄河、长江、珠江养育了中华儿女，缔造了辉煌的河流文化和农耕文明。食用五谷，所以酒以谷物发酵和蒸馏酒为主。农耕文化不具备侵略性，所以中原并未发动对外国的侵占。虽然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洋文化却一直处于弱势，尤其是清代的闭关锁国，导致落后挨打。
改革开放之后，今天再次翻开中国版图，东部经济明显优于中西部，这也得益于全球贸易的港口优势。现如今海洋经济已提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已成为全球进口葡萄酒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国内的葡萄酒大获发展，成为世界上葡萄酒增速最快的国家。对于葡萄酒，中国人也将会像拥有互联网一样去喜爱，这必将融入中国文化体系之中，释放出影响全球的新光辉。
葡萄酒的新商业文明，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与葡萄酒强国之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中国葡萄酒文化的商道精神。
中国葡萄酒的商业精神是什么？一直以来，我们搞种植和酿造，忽略了中国葡萄酒精神的建设。今天，随着消费大时代的来临，为了让中国葡萄酒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能够走向世界，我们有必要重新来认识和构建。
企业不能为了挣钱什么都干，否则，行业就会像腐烂的苹果。不把腐烂的部分削掉，迟早整个苹果都会烂掉，而葡萄酒产业也必将遭到破坏。
社会在进化，市场在发展。葡萄酒产业也要与时俱进。从80年代开始，中国葡萄酒迎来成长期。这也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96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大部分行业都迎来了一轮高增长，葡萄酒也受益于此。由启蒙到培育，今天，我们的大部分消费者对葡萄酒已经不再陌生。
葡萄酒不是孤立的产业。它和国内外的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密切相关，也深受民族文化的影响。
不同民族对金融的理解，直接决定了民族的未来。人们都喜欢说，犹太人是最懂金融的民族。实际上，中国人才是最懂金融的民族。一部《管子》，其中主要体现的就是经济、金融的思想。其实，这部书据说也不是管仲所写，而是多年之后由别人整理而成，想必不可能完全记载更真实的管仲思想，甚至是一知半解。然而管仲出生在公元前723年，而我们一直奉为经典的《国富论》，其作者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生在1723年，相差了2000多年。但有关金融中的各种玩法例如货币战、通货膨胀、价格与市场、税收与财政、宏观调控、社会分工等等，都会让你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如此早的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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