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调结构、稳增长有直接内在的联系，城镇化过程中释放的巨大潜力是未来实现7%～8%的经济增长目标的最基本条件和主要依托。
新型城镇化与调结构和稳增长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首先，当人口集聚到一定程度，将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需求，实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镇化将成为必然，从而推动城镇经济结构的变化。从前我们建设的是基于工业化的城镇化，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城镇化应该是基于服务业或是基于人消费需求的城镇化。当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有好的消费关系和发展环境。
其次，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人口结构的变化。届时低收入群体会越来越少，中等收入人群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以城镇化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而后形成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消费群体。
第三，城镇化将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潜力。消费需求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又是赋予城镇化的历史使命。到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现在不到25万亿提高到50万亿左右，再加上约50万亿的投资需求，未来中国将创造近百万亿的内需，完全可以支撑7.2%～8%的经济增长目标。
第四，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城镇化必然引起投资结构的变化。投资结构将会从以做大总量为目标向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标转变，包括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这种投资不仅有效，还将促进结构调整的进程。
城镇化不是短期刺激政策，而是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其合理路径应当是以城镇化促进消费，用消费促进投资转型，进而实现从消费到投资的动态平衡中释放内需的总规模。
目前中国城镇化的特定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体现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因此过去以做大GDP总量为目标的规模化城镇化难以存续，以人为核心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重点在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两个问题最为重要。一是从城乡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到城乡一元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总体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当前剔除公共服务因素，城乡收入差距是3.13倍，养老收入水平差距近25倍。在此基础上，若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达到制度统一，建立公共成本分摊机制，而后向底线水平大致相当的方向努力，才能为城镇化创造基本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从行政级别的公共能源配置到基于人口规模为基准的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我国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均衡的突出表现是公共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现阶段按行政级别而非按人口规模配置的模式导致公用财政投入指标集中于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县级城市公共资源配置水平与地级市相差2倍左右，与省会城市相差近4～5倍，与北京等特大城市相比实际差距可达到8～10倍 。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公共资源在大中小城市的均衡配置，而后使得中小城镇能够有能力、有条件吸引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就业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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