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笔者认为，这其中创新宏观管理思路，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培育经济增长的接续动力是题中应有之义。
与金融危机时的经济减速比起来，本轮经济减速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持续高增长的条件、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特别是全球化基本面、要素基本面等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中国开始真正步入增长动力转换的年代。
经济增长有 两种机制在发挥作用，即微观增加供给的增长机制和宏观扩大需求的增长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新常态”，各国政府的普遍思路是如何扩大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随着人口红利优势逐步衰减，未来五年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可能将逐步消失，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价格相对调整，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
因此，必须改变“三驾马车”的分析思路框架，放眼于长期供给的新分析框架，因为长期供给是决定一国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从当前“调结构”的政策思路看，在“出口—投资—消费”之间找平衡，探讨的都是总需求概念，而供给硬约束才是本轮经济回调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认识到，经济减速的性质是供给约束造成的，一味扩张需求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在于实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虽然考虑到启动消费需求和结构性调整等新手段的运用，政府支出计划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需求管理的传统思路。
需求管理带来的经济扩张不仅仅是政府过度干预，也不只表现货币发行扩张需求，更多地表现出了负债水平的升高。传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通过调节商品或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以达到更高的均衡产出点，但代价是不断推高价格总水平，甚至带来严重的通胀，但提高均衡产出也可以移动总供给曲线，结果却是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改善。
现在看来，过度关注需求，不仅加剧了经济波动，带来了资源错配的风险，也影响了生产要素效率的发挥。因此，从“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标入手，着眼于供给侧，重视微观主体的税收激励，实施减税以及税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鼓励技术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而这也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路径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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