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曾创造了称霸中国商界500年之久的神话，晋商是明清时期福建商帮、广东商帮等十大商帮之首，商号遍及全国各地，并涉足日本、阿拉伯、东南亚等地，使山西一度成为全国的首富省份，晋商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之所以如此辉煌，与当时山西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一般是读书做官，重名轻利，不屑经商。在举国皆崇尚做官的中国，惟独山西人崇商，并以“学而优则商”的观念取代“学而优则仕”。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这种崇商思想作为社会风气渗透于民众意识之中后，变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于是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做神了。
山西祁县乔家是晋商的一个缩影。乔家在商界兴盛了200多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特别是乔家第三代商贾巨子乔致庸弃文从商，怀抱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梦想，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夙愿。
晋商的经营哲学对今天企业的经营管理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乔致庸可实现货通天下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不断学习
学而优则商，造就了晋商这个特殊的群体。晋商是一个重视学习的群体，注并重培育后人将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
要经商，就需要了解各地的历史地理、人文风俗，需要迅速获得信息把握资源，对市场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而这些都要有厚重的知识底蕴来支撑。 正是因为有了较为广博的知识，晋商才能够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掌控市场，万里逐利却诚信经营，才能够白手起家却富比王侯。
当山西总督哈芬指责山西人重商轻官，败坏民风时，乔致庸是这样回答的：“天下四行，士农工商，圣人有云，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圣人也没有说过重商之风会败坏民风，哈大人之言并不是圣人之言；我国地大物博，南北出产不同，商族不行，货不能通南北，物不能尽其用，民不能得其利；民无利则不富，民不富则国无税，国无税则兵不强，兵不强则天下危；立国之本在于赋税，全国赋税农占其七，商占其三，就全国商人言，山西一省商人又占三分之一。商人行商纳税，乃是强国固本的大事。照哈大人的意思，莫非山西商人全部歇业，不给国家纳税才是好事？”若非心中底气十足，想必他也不能如此犀利地反驳权贵。
乔家“在中堂”，一贯重视子弟的读书，至今留有“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的门额。“在中堂”之名源自乔致庸之“庸”，“庸”是中庸，取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之意，所以定宅名为“在中堂”。在乔致庸的长孙乔映霞主家期间，改变了传统私塾只教四书五经的习惯，增设了实用的数理化及文史，还有英语等课程，不仅其子弟可上学，乔家的媳妇也可听课。待完成中学学业后，便外出上大学、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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