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五个中心”于一身的上海，原来与汾酒如此“默契”。

“行走的汾酒”2018汾酒文化大巡展上海站似乎与“5”很有缘：这是“行走的汾酒”系列巡展活动的第5站，在本站重磅亮相的青花汾酒中国装是55度……

而从更深层次看，根据规划，上海要加快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等“五个中心”建设，努力把上海建成卓越全球城市。正是这“五个中心”，成为汾酒与上海相互吸引的关键，并使二者在未来产生更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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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心与“改革先锋”

对于此次“行走的汾酒”走进上海，山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郭保民认为“恰逢其时”。

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揭幕，这是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在郭保民看来，这同样是山西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绝佳舞台，“汾酒选择这样一个重要时机登陆沪上，意义非常重大”，郭保民表示。

▲山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郭保民

2017年，上海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成为我国首个经济总量超过3万亿元的城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上海市人均GDP为12.46万元，首次突破12万元人民币大关。

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体量方面，更具有强大的经济带动和影响力，郭保民从进博会中看到的山西经济发展机遇正在于此，这也是汾酒与上海相互吸引的重要原因。

郭保民表示，自山西启动新一轮国企国资改革以来，汾酒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创造了行业公认的“汾酒速度”，一路领跑山西国有企业改革转型发展，成为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标杆，“汾酒集团优异成绩的取得，既归功于内部机制改革释放的澎湃活力，也得益于深化对外合作的强大合力。”

当汾酒行走到上海这个国际化经济中心，既能获得后续发展的更强动力，也展现了改革的力量，表现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这构成了汾酒与上海之间的相互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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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与“晋商精神”

契约精神是山西与上海的共同点。

数百年间，中国的金融中心，经历了从山西到上海的变迁。

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在活动期间表示，上海是当年晋商行走的重要一站，山西票号一度云集于此，山西与上海之间由此建立起深厚的经济联系。

▲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

明清时期，来自山西的晋商，成为最强盛的商帮，其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而晋商最具代表性的经营产物，就是山西票号。在1930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国金融与汇兑》一书中写道：“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街之牛耳，约百余年。”

到同治、光绪年间，上海已成为重要的贸易城市，山西票号大举进军上海，几乎各大票号都在上海设有分号。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达到22家，并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这样的票号同行组织。

《百家讲坛》主讲学者、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佩琦讲述道，当年宋霭龄跟随丈夫孔祥熙来到山西太谷，看到当地发达的金融业后大为震惊。对于宋霭龄的这次山西之行，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中将山西太谷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百家讲坛》主讲学者、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佩琦

余秋雨则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写道，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

如今，金融中心这个定位已由山西过渡到上海。上海票据交易所、上海保险交易所、中国信托登记公司三大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于2016年接连落沪，上海目前已形成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与场外衍生品、黄金、保险等市场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至2016年上半年，在沪各类外资金融机构总数达432家，占上海金融机构总数的30%左右。

对于这一现象，毛佩琦认为，其本质是山西与上海都具有极强的“契约”精神，在中国的现代商业发展进程中，二者都曾走在前面。

▲汾酒集团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长谭忠豹

汾酒集团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长谭忠豹表示，这种联系背后，是一段重要的中国金融发展史，此次汾酒在上海的行走，正是对这种历史文化的回顾和表现，共同的契约精神与商业精神，是汾酒与上海“交心”的又一关键。

▲汾酒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高志武将来自杏花村的中国白酒“生命之火”传递给汾酒销售公司上海省区经理曹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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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中心与“华东市场新篇章”

发力华东市场的汾酒，还要从上海辐射“更远的远方”。

2017年，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达7.9万亿元，占全国的28.5%、全球的3.2%，位居世界城市首位，服务进出口近2000亿美元，占对外贸易总额的30%左右。在贸易体量方面，上海已超过了香港、新加坡等传统国际贸易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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