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习近平视察广州军区，与士兵共进午餐。

自从2012年12月下旬，《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下发全军，要求在接待工作中不安排宴请、不喝酒。“禁酒令”印发之际，正是岁末年初部队评比考核、检查调研、走访慰问活动密集之时，然而向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解放军，立即“令行禁止”。

2013年，一场轰轰烈烈却又不见硝烟的“酒阻击战”已经打响。

禁酒令下，“气氛立刻变了”

“以前部队哪好意思这么干啊！”

任职于总部机关的纪检干部李军华，已经三学“禁酒令”了。第一次是2012年12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12月下旬又下来了第二个文件——《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最后一次是春节前，他所属总部下发的禁酒配套规定。

每一个文件下来，都会让军队公款吃喝的难度系数增大。

元旦前，李军华局里的一名士兵要复员返乡，全局干部为欢送他在招待所聚餐。领导做开场白时说：“这次就当年终聚餐，元旦和春节就一锅烩了”。中央军委文件当时刚刚下发传达，但依循老规矩，李军华还是从办公室带了一箱牛栏山二锅头，每瓶价值两百块。“总共七八个人，每人喝了五六两吧。”在李军华看来，吃得真不算奢侈，“最后剩了一些菜，领导还打包带走了”。

春节前，总部下发了要求更为具体和严格的禁酒令，李军华发现“气氛立刻就变了”。在随后例行的招待老干部聚餐时，局领导就干脆没让老领导们喝酒，全都喝姜汁可乐，“也没有对老首长多解释，他们天天看新闻，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北京某军队研究所工作的陈新也有类似遭遇。据他所知，研究所并没有完全禁止喝酒，“看望老首长可以喝酒，但酒不能太贵”。至于公款接待上级和集体聚餐，“那绝对不可以”。

研究所基本上每周都要邀请兄弟部队、地方专家开项目评审会，“以前开完会后肯定要喝酒庆祝一下”。这套程序陈新已经很熟悉：会议结束前他要赶紧打电话订饭店，“一桌菜怎么也要两三千块，酒都是自带——茅台或者五六百块钱的红瓶二锅头”。

自从有了禁酒令，一切都变了：开会能不吃饭就不吃，直接打发专家回家；实在过了饭点就订快餐，可选的就几家：麦当劳、肯德基，或者吉野家。这让搞会务的人省心不少，陈新在吉野家订餐就选三种饭：牛肉饭、鸡肉饭或者双拼饭，“不订麻婆豆腐或者鱼肉饭，太怪，一些人可能忌口”。

除了每人订一盒饭，往往还配有沙拉和紫菜蛋汤，“每人四五十块钱绝对打得住”。开完会，把盒饭往专家手里一发，他们提着就走了。陈新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以前部队哪好意思这么干啊！”

与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北京相比，地方部队对禁酒令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2013年1月上旬，华东某军事院校英语老师闻小东，依然在系里的年会上喝到了七八十块钱的当地酒——两相和。上级的禁酒令在1月中旬下达学校，学校立刻发通知，要求所有没提早开年会的单位，年会必须挪到机关食堂举行。

按照老规矩，学校给每人补贴600块钱，用以抽奖、表演节目以及吃饭。但因为禁酒令，喝酒的档次大幅降低，统统改成二三十块钱的68度二锅头，每桌限喝一瓶。

同样在军事院校，2013年1月24日，南京一所军校也接到了上级机关颁布的禁酒令，一些系立刻把在饭店订好的年底聚餐活动取消。“我们比较听话，上面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该校一位副教授说。

每年春节前后，在福建任职的技术军官张松林都要到广东出差一个月，2013年也不例外。这次出差他发现，对方招待他喝酒的次数明显减少，“过去几乎天天有酒喝，现在一周也就两三次”。给张松林最大的感受是，喝酒的容器也变了，“以前是用装水煮鱼的盆倒啤酒，现在改用杯子喝了”。

某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在下部队时，特别提醒下级不要超标接待——不迎接，不摆水果，不喝酒，不送土特产。有两次他去武装部检查工作，直接钻到伙房里吃午饭，“弄个白菜汤，炖个鱼就挺好”，他笑笑说。

军中曾有段流行语：首长端起一杯“引路酒”，端起大杯“不醉不归”；端起小杯，就要节制。这杯“引路酒”，“洗车”意思是换啤酒，“输血”是换红酒，“炸碉堡”，就是拼了，同归于尽。

现在，领导带了好头，对于基层就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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