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并非个例，近期来，各地各级政府领导频频关注酒业，出台措施和意见，着力推动当地酒类产业发展。相比于之前政府公务人员“谈酒色变”的情况，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讯号？
1、从接待用酒到扩大信贷，支持政策各种“给力”
黑龙江省将要出台的酒业扶持工作方案，与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有很大关系。在2016年8月举办的黑龙江省酒类生产发展推进工作会议上，陆昊亲自出席并讲话，针对龙江酒产业发展提出了几条核心意见，一是要刻画品质优势；二是全面强化营销；三是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系列产品开发，要结合目标市场需求特点，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四要深入研究融资、并购重组、合作及联合发展等问题。
事实上，陆昊一直对黑龙江酒类产业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自2015年年底到现在的半年多时间里，至少召开了三次专题会议，研讨当地酒业的发展问题。
而在今年6月份举行的贵州省白酒产业专题会议上，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慕德贵给贵州酒业带来了一系列利好。
他在会上要求，强化省市县三级联动、跨部门、跨区域的产业调度机制，确保贵州白酒产业实现既定发展目标；金融部门要加大对白酒产业信贷支持力度，调整贷款及还款期限，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做到不抽贷、不断贷；加快制定基酒抵押认定和评估标准，完善基酒抵押监管措施。
稍早些时候，“创业天府菁蓉汇·邛崃”创意白酒专场活动在四川邛崃举行。针对邛崃的创新创业，成都市委书记、市长唐良智在两次做出专项批示，要协调各方面资源，努力将“邛酒”打造为新的成都城市名片。同时，邛崃白酒产业作为当地创新创业树立样板和标杆，有望成为将来成都市的接待用酒。
从黑龙江到四川，从省长到市长，短时间内纷纷为酒业助力，甚至敢打“接待用酒”、“扩大信贷”这样的风险牌。在多个省份发布“禁酒令”的“敏感时期”，酒业何以赢得如此给力的利好政策？
2、发展酒业与“禁酒令”并不矛盾
在上述各地出台或计划出台酒业扶持政策的同时，江苏、安徽、新疆等省和自助区却下达了“禁酒令”。一边是支持发展，一边是严格限制公务饮酒，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对此应当加以全面分析。
由于酒业利税较高，对地方经济贡献十分明显，因此一直颇受地方“宠爱”。而自从2012年以来，受“八项规定”等因素影响，酒业利好政策大不如前，各地政府人员甚至谈“酒”色变。直到近期，一些地方政府对酒业态度开始“解冻”，纷纷出台支持酒业发展的利好政策。
这种转变的原因，以及酒业利好政策的源头，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央层面。
今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时强调，要勇于承担责任，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勇于担当，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具体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盯住看，有人管，马上干。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地方政府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应该因地制宜，寻求特色化发展。
我们看到，无论黑龙江还是贵州，都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2015年各省份GDP排名中，黑龙江排在第20位，贵州排在第26位，黑龙江还是GDP增速低于全国均值6.9%的五个省份之一。今年上半年，黑龙江再度位列GDP增速倒数第三位，贵州省尽管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水平，但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仍较落后。
包袱重、困难多，不能等待，必须作为，这是摆在黑龙江、贵州两省面前的客观现实。
而就两地的具体情况来看，酒业均是推进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有效发展的关键切口。黑龙江方面，其传统经济的结构性不足，导致畸形增长，其第二产业连续两年比全国平均增速低4.5-4.6个百分点，占工业半数以上的，包括油和煤在内的能源工业增速大幅下滑。正如陆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黑龙江未来的经济转型发展，必须要靠培育新的优势领域。“国内高品质食品、乳制品、畜牧产品、生活产品有明显的总需求增长，而黑龙江正在积累这些产品的供给能力。”显然，这是一条农业深加工、农业品牌化和产业化的转型发展之路，而白酒同样属于这个范畴之内，加之黑龙江地产酒固有的品牌效应和白酒市场复苏的有利趋势，其甚至有可能率先成为突破口。
贵州方面，白酒产业向来是地方经济支柱。2015年，白酒对全省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19.4%，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同样在20%左右。确保白酒行业的稳定与发展，事关整个贵州经济的发展大计。对于贵州省，无论是推进供给侧改革，还是拉动经济大盘发展，白酒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基于这种情况，两地政府才会不避风险，不畏阵痛地支持白酒发展。
其实，作为地方政府扶持酒业，又有多少所谓“风险”呢？应当看到的是，经过三年行业调整，公务消费在酒业销售比重的份额已经极其有限。今年3月，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便对外表示，茅台酒的公务消费比例已降至1%；洋河方面近期同样表示，公务消费客户在其团购名单中已经微乎其微。
既然酒业增长已经摆脱了对公务消费的依赖，而是通过更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和提升市场运营水平而实现，那对于地方政府还有何“风险”可言？扶持酒业与严控三公消费，反对奢侈浪费之间并无根本性矛盾，甚至于“禁酒令”有助于加快酒业消费回归大众，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相互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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